一、混沌未分，夹缝求存

如同大多数民族工商业一样，中国制药业也萌芽于清末民国初这个荒诞屈辱却又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自鸦片战争撬开中国的国门，外国资本和商品长驱直入。

英商老德记、屈臣氏大药房遍地开花，几乎席卷中国的省会城市。

西药房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日本“任丹”几乎可以用泛滥来形容。

“马关条约”的强权，让外商取得了中国开设工厂的特权，外商乘机将原西药房扩大成制药厂。

1900年开办的“施德之药厂”是清末以来第一家外商制药厂。

有利可图，自然就有不甘人后的故事。

为响应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不少民族资本家斥资建厂。

1912年，黄楚九在汉口路创立了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西药厂龙虎公司，专产专销“龙虎人丹”。

龙虎人丹的广告“旅行不可不备，居家不可不备，急救之大王，济世之宝物”铺天盖地，可以说是开药企广告之先河。

山寨版的“仁丹”，一度成为国货的象征，日商甚至恼火至以商标侵权状告西药厂龙虎公司。

在这个屈辱的年代，养家糊口便是挣扎求存的唯一目标。

外商的止疼药，登陆中国就变成止痛散、镇痛丹、回生方…；同一种油更是五花八门，万金油、如意油、自在油、十字油、百草油、保心油、驱风油…

一个名堂不行，换个名堂继续卖，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能赚钱就行。

这时候的药商、药厂，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谈雄心壮志、济世为民，就显得有些苍白和无力。

二、危急存亡，立德立言

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有人低下头颅，有人苟且偷安，有人远离是非，当然也有人舍身赴国难，荷戈奋战，医药界也不例外。

五四运动的兴起，敲醒了沉睡的雄狮。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响彻云霄，时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提出“商业也应爱国”的重要主张。

民族制药业一方面嗅到了商业勃发的契机，另外一方面受到爱国主张的鼓舞。

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的项松茂怒喊出：“贩售外货，不过拾其余汤残羹，必须自制新药，始能与之抗衡。”

1921年，五洲固本皂药厂正式成立。至1931年，五洲大药房已有分店17家、联号企业55家，产品达百余种，价值近千万，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医药企业。

与五洲一样，此时的民族药企，都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们不畏强权、高歌猛进。

1920年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制药厂犹如雨后春笋，涌现一大批拥有市场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如上海的五洲、中法、新亚药厂，广州的何济公、黄宝善药厂，天津的中西、伟迪民药厂等。

1924年，国人创办的民族药厂仅有93家，至1936年，在主要省会城市已发展到300多家。

枪打出头鸟，项松茂的生命如同璀璨的烟火，定格在盛放的瞬间。他不幸被日军所俘，然而，他面斥敌酋，大义凛然，以身殉国。

项老以生命书写的“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激励着企业家们前赴后继。

救亡图存之际，民族药企如同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只需一滴雨露便能破土而出。

三、山宇之间，浮沉起伏

从来没有一个行业永远一帆风顺，唯有经历风风雨雨，然屹立不倒，方显英雄本色，制药工业的脊梁也并非徒有虚名。

1937年，日寇铁蹄踏上中国大地，烽火狼烟起。

日军“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几乎横扫了各大民族工商业。

战争年代，药品最为紧俏。制药工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军的目光自然不会放过处于萌芽阶段的民族制药工业。

抗战爆发初期，日军的炮火几乎炸碎了整个民族制药工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帮助下，制药工业或深入内陆腹地、或在各国租界求生。

药品价格的暴涨，自然也吸引了各界投机资本，以期囤积牟利。

资本的助力，使得制药工业迅速恢复元气。一些设备较好的药厂开始研究和生产化学原料药，如注射用葡萄糖、各种磺酰胺类抗生素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荡气回肠的八年抗战，终于换来了岁月静好。

《凯旋还故乡》的雄浑歌声响遍神州大地。

各行各业都卯足了劲，势要大干一场，一舒八年的憋屈。

然而，对于民族制药业而言，更大的考验仍在后头。

由于日本的快速溃败，太平洋战争草草收尾。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囤积的军用药品无用武之地，只好堆积在远东的各大港口。

资本主义的精致利己，瞄准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剩余的军用药品大量涌入中国医药市场，国内官僚资本也趁机煽风点火，大肆鼓吹西药进口，一度市场上80%的药品均为舶来品。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这就是赤裸裸的倾销。

然而，当时的中国却无能力反倾销。

无力竞争的民族药企快速衰败，纷纷倒闭。超过70%的民族药企除名，所剩药厂不足200家，幸存者也只能处于半停顿状态。

熬过抗战的中国制药业，却被盟军倾销狠狠拍落谷底。

此时的医药界，意识到向死而生可以更加坚韧，纵使前路充满艰难险阻,有走出低谷的底气，更有无畏前行的勇气，才是真正的斗士。

四、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重建，民族工业击水中流、浪遏飞舟，却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

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政策的最大“成果”，是迫使新中国建立完备的、系统的、全面的、自主的工业体系。

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医药工业的重新正式起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历经战争的摧残、盟军的倾销，缺医少药正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真实写照。

原料短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基础薄弱…

这时候的新中国，药品比黄金贵，而且一药难求，民间流传：黄金有价药无价。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年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正是这一充满智慧和自信的论断下，中国医药产业开展了国家计划。

1950年，全国制药工业专业会议确立方针：“发展原料药为主，制剂为辅”，将研发抗生物、磺胺药及其他流行病药物作为重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直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凭借敌伪药厂、破旧工厂的改造，仅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便生产出主要化学原料药90多种，年产量达到99吨。

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上海制药厂汽修厂房试制出第一批结晶青霉素，化学制药工业的摇篮东北制药生产出六六六、清水龙等一批杀鼠药、除虫剂和饮水消毒剂…给后来制药人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医药工业建设重点转换为抗生素、化学合成特效药和有关化学中间体。

曾经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彻底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